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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看懂新業態勞動用工發展趨勢

         作 者:楊志明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勞動學會會長


        后疫情時代,經濟恢復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而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給出了確定性的指向。

        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帶來的損失至今無法估量。聯合國下屬的國際勞工組織曾發布報告稱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工時減少14%,相當于4億個全職工作崗位的損失。這遠大于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

        危機總是突如其來,但危機中又經常同時孕育著先機,產生突破常規的新事物。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新事物大量涌現,如先進制造業中富士康、格力等企業開始自制口罩,新型建筑業中“火神山”“雷神山”等方艙醫院的裝配式速建,現代服務業中無接觸配送等,都在不斷突破傳統的認知和機制。

        勞動就業方面,新業態下靈活用工快速發展,或將改變以往勞動管理中勞動合同“一統天下”的格局。2020年的疫情或將成為我國數字經濟催生新業態發展的一個標志性時間節點,成為新業態下的靈活就業和傳統靈活就業的分界線、推動勞動管理向二元化發展的轉折點。

        在抗疫過程中,多年的就業、招工“兩難”的結構性矛盾,快速轉化成招工、復工的“新兩難”。直至2021年春節后用工高峰期的出現,這種矛盾主要轉向招工難發展。這種發展既顯現了技工缺少的短板,又反映出新業態快速發展的潮流。在這種發展下,以往不占主流的非標準就業、靈活就業、彈性用工等方式,突破“新兩難”獲得快速發展,數千萬人投身新業態,在特殊時期發揮了穩就業保民生的重要作用,體現了新業態平臺網約勞動在“保市場”中暢通“毛細血管”的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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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就業領域的趨勢性變化


        一是勞動力需求正由數量型轉變為質量型。中國是個技工大國,技能勞動者超過2億人,僅占勞動人口總量的26%。其中,高技能人才5000萬人,占技能人才總量的28%,這與德國、日本等制造強國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50%尚有較多差距?!笆奈濉逼陂g,中國將進入高技能人才引領的“技工時代”,脫貧地區的勞務輸出也將從體力型快速轉向技能型。


        二是勞動力供給正由無限供給走向有限供給。新成長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走向有限供給。2010年新增農民工達到1245萬后逐年下降,2019年新增241萬,2020年比上年減少517萬人,下降1.8%。2020年3月用工高峰以來,不少地方采取防疫與“硬核復工”,凸顯農民工是寶貴的人力資源,不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蓄水池”。


        三是勞動就業形態中一大批新生代勞動者投身快遞、外賣、網約車服務、尋呼服務、家庭服務和網絡營銷服務等現代服務新業態。此外,也有一部分中生代勞動者從制造業、建筑業分離出來,投身新業態,即通常所說的二產轉三產。


        新就業形態部分是從傳統勞動形態中派生出的勞動新業態,是從工業化時期的勞動合同管理孕育出的網絡時代新型用工,是從線下招工收縮中轉換成線上線下融合發展而來,是人與人接觸性服務受阻,但通過網絡轉換成人與物接觸的新服務鏈條的延伸。


        這種趨勢性變化在疫情造成的危機中“破土”而出。新業態平臺網約勞動形成的新型用工合作關系,正快速成長為新的“一極”,就業方式、勞動形態、勞動管理中構建基于勞動合同的勞動關系與平臺注冊的網約新型用工的“二元”時代即將到來,既區分于以往的勞動合同,又不同于傳統的勞務協議。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約定需要有新的形式,勞動權益應當有新的保障方式。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各種靈活就業形式在應對經濟下行中顯示出極強的生命力,并快速發展,逐步成為保就業的支柱性力量。彈性就業、零工經濟、在線工作、共享員工等新型用工方式大量涌現,有效解決了階段性用工難、復工難問題。共享用工在疫情時期提高了勞動力精準配置,提升了復工率。部分地方政府搭建了共享用工平臺,幫助轄區內企業間進行人員余缺調劑。


        這是從工業化時期的勞動合同制度,到后工業化時期、網絡化時代新的勞動管理方式的一種蛻變,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成為勞動管理“劃時代”的時間分界線。今后一段時間,我國城鎮職工中,雖多數仍是由勞動合同管理,但接受新型用工管理的勞動者也將上升到數以億計的量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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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臺網約新型用工方式的優勢與“短板”


        工業化時代,以勞動合同為基礎,通過細化的勞動分工,形成有序的勞動管理鏈條 ;網絡時代,則通過數字驅動、平臺支撐,擺脫傳統班組式管理模式,適應平臺化管理趨勢產生大量網約新型用工方式。


        平臺網約新型用工方式顯示出的優勢主要集中在:


        一是勞動和服務的精準性提升,勞動效率提高。


        二是勞動就業靈活自由,既順應了新生代勞動者自由勞動的取向,也有助于發揮勞動者的自主性和積極性。


        三是提供了大量進入門檻相對較低、能夠迅速獲得較多收入的就業機會,吸納新生代、中生代勞動者快速進入。據調查,新業態農民工收入一般都高于傳統業態農民工平均水平的20%-30%。


        四是按單計酬。新型用工方式初步實現了按單計酬,且“個人得大頭、平臺得小頭”,初步共享發展成果。收入與工作付出的關聯更加密切,有利于堅持多勞多得,同時鼓勵技高多得。


        但與此同時,平臺企業發展不規范、存在風險,平臺經濟發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監管方式不適應等新問題也隨之而來。平臺網約新型用工方式在發展中,也顯現出一些需研究的新問題,主要有:


        一是就業穩定性低,人員“換崗”流動率高。


        二是勞動關系確認和勞動監管難適應。勞動合同、勞務協議、平臺“注冊”等多種新型用工形式并存,傳統的“二元”用工關系如何轉換、兼容,新的勞動業態應當如何監管,各種問題都亟待解決。


        三是平臺網約勞動者參加社保問題尚未解決。部分勞動者因為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僅參加了交費水平和待遇都較低的城鄉居民社保 ;部分二產轉三產的勞動者,如何接續城鎮職工社保,怎樣避免社保權益受損,都需要有新的解決辦法。


        四是平臺網約新型用工的勞動爭議處置、勞動監察執法,需要探索新辦法或過渡辦法來保護勞動者的權益。當前,勞動風險主要由在平臺注冊的勞動者承擔,而平臺創造的財富卻集聚在投資和管理者身上,這一不合理狀況的改善需要在明確平臺市場主體權益保障的同時明確平臺企業勞動保護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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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


        由于新型用工方式不適應傳統勞動合同的剛性約束,這對勞動管理提出了新課題。后疫情時代,創新勞動管理需要有新的探索。這就要求實行審慎包容性監管,不能用老辦法管理新業態,不能簡單地用傳統的勞動管理規定來監管新型用工關系;也不能放任不管,讓新就業形態用工處于監管空白。對待新業態需要從先發展、后規范,到邊發展、邊規范,再到以規范促發展。


        當前,迫切需要在研究平臺網約新型用工管理的總體框架下解決五個突出問題:


        一是職業傷害保險。要盡快研究出臺新業態職業意外傷害保險?,F行工傷保險是雇主“單邊”繳費,個人不承擔繳費,新業態可探索按單提取職業意外傷害險的方式,實際是“個人出大頭、平臺出小頭”,或個人為主繳納,這都需將目前偏高的商業保險繳費率降下來。廣東試行允許靈活就業者單項參加工傷保險,在新業態平臺網約勞動者參加工傷保險上先行先試。


        二是勞動爭議處理和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要研究完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機制,比如健全平臺注冊人員勞動爭議調解和線上便捷解決爭議的試行辦法,積極鼓勵柔性調解和大力推行“在線調解”,使具有中國特色的“鼓勵和解、加強調解、快速仲裁、裁審銜接”的辦法在平臺經濟中繼續創新發展。


        三是社會保險。在現有社保制度框架下,探索建立平臺網約勞動者專設帳戶,試行讓新型用工勞動者也可以參加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新規則。對于可能為多家用人單位服務的新業態從業人員,從制度上明確應由主體公司來開設社保賬戶,探索單交、稅扣、團交、自交的綜合繳費模式,同時引入商業保險作為社會保險的有益補充,研究多渠道解決平臺網約勞動者的社會保險問題。


        四是勞動管理創新。重視勞動大數據的應用,通過數據留痕、數據挖掘,將大數據技術運用于勞動管理,使數據成為依據、憑據、證據,有助于實現智慧勞動監察。


        五是勞動標準。新型用工要在勞動標準框架內,與體面勞動結合,堅持“底線”思維,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基本勞動權益,避免“過勞”等極端情形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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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新業態平臺網約勞動健康發展


        調查顯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現代服務新業態復工總體呈現出“V”型走勢,網上購物及快遞業務量迅速增長。另據統計,2020年春節后2個月內,美團騎手新增33.6萬人,餓了么騎手新增24.4萬人,新增員工中30%來自餐飲、旅游、商場等服務行業,40%來自制造業工人,20%來自自由職業者,10%來自大學畢業生。另據中國勞動學會 2021年農民工就地過年“百企萬人”調查報告顯示,外地農民工在就業地過年者,新業態約占50%。


        按照中央堅持發展和規范并重的要求,把握平臺經濟發展規律,建立健全平臺經濟治理體系,明確規則、劃清底線、加強監管、規范有序。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加快健全平臺經濟法律法規,及時彌補規則空白和漏洞。需要將發展新業態靈活就業納入就業優先戰略總體規劃,鼓勵和支持各種靈活就業形態健康發展,使平臺企業在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的情況下,結合實際采用非全日制、階段性合同、勞動者個人承攬、服務外包等多渠道靈活用工,完善對平臺網約新型用工發展的政策支持體系。


        靈活就業將成為今后勞動就業領域重要“一極”,也是吸納就業的支柱性渠道。勞動、就業、社保等相關政策要更好地適應其發展,從有利于新業態發展的實際出發,在行業監管、勞動、就業、用工、社會保險等方面進行系統性配套調整和變革性制度設計。


        要盡可能將穩定就業崗位的扶持政策拓展到新業態領域,對解決靈活就業數量較多并提升注冊人員技能的平臺企業給予一定的技能培訓補助。將新業態從業人員納入到大規模職業技能培訓范疇,以訓穩崗,以工代訓。也可通過舉辦新技能訓練營等多種形式,將平臺經濟的新職業作為轉崗培訓的內容,探索新技能培訓與職業技術教育改革結合,在特殊時期加強新技能提升培訓,為后疫情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撐。


        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全球網絡在線活動熱潮,數字經濟及衍生服務乘勢崛起,未來將幾乎沒有純粹的傳統產業,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嵌入產業升級、消費升級、服務升級,將產生超乎預期的效果,新業態“無中生有、層出不窮”與傳統產業“有中出新、日新月異”交織演進。工業化時期分工越細越能提升效率,網絡化時代產業越融合越能產生新效益。


        疫情尚未結束,創新正在進行。新業態勞動管理正在破題,在貫徹新理念中有新認識,進入新發展階段中有新辦法,構建雙循環發展新格局中有新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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